新冠病毒感染没有“特效药”！丙种球蛋白不宜自行使用【科学防疫小贴士】（77）******

　　如何科学认识治疗新冠的抗病毒药物？

　　北京市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 童朝晖

　　病毒感染应该说没有特效药，有一些针对病毒的，比如能够抑制和干扰病毒复制的药物可以在病程早期使用。有的药物要求5天以内使用，其实最有效是2天以内。病毒刚进入人体、刚开始复制的时候使用药物干扰病毒的复制，能够减轻病毒的载量，然后减少对人体免疫系统的攻击，再加上自身的抵抗力，就减少它向重型、危重型发展。

　　如果病程超过5天，已经进展为重症、甚至危重症的时候，实际上这些抗病毒药是没有效果的。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科主任 王贵强

　　从目前数据看，在重症的高风险人群中使用抗病毒药物有它一定的价值，在已经进入ICU的人群再使用就没有效了。同时，一些轻症的年轻人，以及没有重症高风险的人群，使用这些抗病毒药物目前也没有看到明显收益。

　　抗病毒药物使用不当会出现哪些风险？

　　北京市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 童朝晖

　　抗病毒药物，尽管高危人群早用是有效果的，但是必须注意它的一些不良反应和副作用。特别应该注意，抗病毒药物和其他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许多老年人合并有慢性基础病，平时需要服用一些药物。有的群众一听“特效药”，就给老人备点放在家里，老人就直接使用了，如果没有阅读说明书，风险更高。因此，服用药物必须认真阅读说明书，或是在专业医师的指导下应用。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科主任 王贵强

　　抗病毒药物都有一定副作用，也有药物之间相互作用，像服用他汀类药物时就不能同时使用奈玛特韦这类药物，否则就会出现药物之间相互作用。有些肝肾功能严重损害的病人，有时候要调整剂量，甚至不能使用，所以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下来使用这类抗病毒药。

　　丙种球蛋白只适用于重症感染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科主任 王贵强

　　新冠病毒感染的重症病人、在ICU治疗的病人，可以使用激素和免疫球蛋白。但这些药物不适合在家中使用，也没有预防作用。同时，这些药物要注意使用时机，比如炎症因子风暴等情况下使用才有较好效果。不建议大家在家里预备或者预防性使用。

红星耀中华 | 大卫·弗格森：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强大的政治优势******

　　2006年，大卫·弗格森（David Ferguson）从英国远渡重洋，来到中国。十多年来，他主要从事新闻出版工作。作为中国外文局外文出版社的荣誉英文主编，弗格森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至四卷英文版的英译文改稿专家，并参与了我国多部政府白皮书以及其他各类重点图书英文译文的改稿润色。他不仅见证了中国的发展，也在以一个西方人的视角向世界传播更多中国的声音。

　　大卫·弗格森。受访者供图

　　来到中国前，一如很多西方人，弗格森对中国了解甚少。“我当时只是知道中国是一个大国，以为除了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以外，中国大部分地方都很贫穷。”弗格森说。

　　然而，到中国后，弗格森发现他此前对中国的印象并不准确。尤其是在2008年3月，当他看到西方媒体对于中国西藏的不实报道与抹黑之后，弗格森决定将自己所亲眼见证的中国故事以更加准确、真实的方式呈现给西方受众。

　　随后，弗格森成为了中国一家新闻网站的记者，并先后参与了汶川地震、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等一系列重大新闻事件的报道。

　　入职外文出版社后，弗格森曾前往中国多个城市考察，并撰写多部介绍中国二三线城市的书籍。然而，最令其自豪的，莫过于作为英文编辑参与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文版的审校与出版工作。他本人也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着深刻的见解和认识。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听上去有些复杂，但如果深入研究你会发现，这是一个逻辑严密的整体。”弗格森说。“每一个（理念）都是这套完整思想体系的一部分。它们组合在一起，涵盖了治理中国的方方面面。”

　　大卫·弗格森手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供图

　　弗格森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得以飞速发展的重要原因，是强大的政治优势。在他看来，中国的脱贫攻坚成就举世瞩目。

　　2022年10月22日，党的二十大在北京胜利闭幕。弗格森表示，中共二十大的召开“恰逢其时”。

　　弗格森对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一词有着自己的见解。“中国式现代化要走的路与以往美西方现代化不一样。”弗格森说，“这不是一条为了少数人利益而剥削多数人的道路。这是一条合作共赢之路。这是一条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之路。这样做的目的是确保没有人被抛在后面，每个人都能共享发展的果实。我认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在这方面做得很好。”

　　但与此同时，西方一些国家仍然对中国和中国共产党采取敌视的态度，并不时发动媒体对中国进行抹黑。弗格森认为，这不是简单的误解。

　　弗格森说，误解的出现是由于缺乏信息或误导性信息而发生的。而中国现在面临的是一种被故意制造的“情感敌意”。“美西方花了很长时间试图让人们相信，他们的制度是最好的、唯一行之有效的，而突然之间出现了一个没有采用他们的制度却做得非常好的国家。”

　　弗格森指出，中国的发展使得西方人近代以来的道德和制度优越感受到了挑战，对于中国的诋毁和抹黑是出于情绪上的反应。“在我看来，这便是整件事情的根源。”他说。

　　2021年弗格森获得中国政府颁发给外国专家的最高荣誉“中国政府友谊奖”。同年，他还获得了我国出版界最高涉外奖项“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这是对他多年来的辛勤工作，尤其是致力于在国际舞台上传播中国声音的最好褒奖。

　　谈到自己对于未来工作生活的展望，弗格森表示，会一如既往地工作下去，争取作出更多贡献。他已经去过大半个中国，每到一个地方都有新的收获。“未来，我希望做的另一件事是在社交媒体上展示中国，因为比起写书，在社交媒体上我们能够触达更多读者，继而传递更多中国声音。”